《易经》有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段古老的智慧箴言，道出了志同道合者相互呼应、共享美好的深刻哲理。我们热切期盼每一位能产生共鸣的读者，关注我们的内容，积极参与评论互动，共同探讨学问真谛，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1945年8月28日，周保中从苏联远东重镇伯力\"满载而归\"。数日前他启程前往伯力时，内心还充满对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全体官兵参战安排、人员派遣及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的深深忧虑。在伯力停留的短短数日里，他不仅与远东情报机构负责人丘维林少将、安库季诺夫上校进行了深入磋商，还通过特殊渠道与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取得间接联系，最终敲定了关于东北抗联官兵派遣事宜的重要决定。
回到野营驻地后，周保中立即召集旅内各级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他首先详细解答了官兵们最为关心的参战问题，解释道：\"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之所以未派遣我旅参战，是因为战局发展远超预期，日本迅速溃败投降。\"随后，他正式传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关于授勋授奖及未来派遣工作的具体命令。1945年9月初，周保中即按照苏军指示有条不紊地展开人员派遣工作。9月5日，张寿篯（李兆麟化名）、金日成、王效明、姜信泰等首批干部相继出发；9月8日，周保中、彭施鲁等核心领导启程；9月13日，陈雷、李敏、王钧等乘坐苏军专机抵达北安。
展开剩余92%陈雷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这段经历：\"约在9月13日清晨，古别尔那达尔中尉带领我们登上军用卡车，于八九点钟抵达伯力机场。因等待最后一批物资，我们在机场滞留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登机直飞北安。同机还有王钧和张广迪率领的工作小组。王钧目的地是北安，张广迪则前往海伦。下午两点左右飞机降落在北安机场后，我们便与王钧、张广迪分道扬镳。古别尔那达尔用军车将我们小组送至原伪满兴农合作社的办公楼（后为黑龙江日报社址）。稍事休整后，我们又转乘火车前往绥化。由于铁路运输效率低下，直到次日清晨才抵达目的地。在绥化，古别尔那达尔带我们到苏军卫戍司令部，引荐我向卡萨拉也夫少校递交了介绍信，随后为我们安排了临时住所。\"
9月8日，冯仲云与周保中一行乘坐军用运输机从伯力飞抵长春。9月10日，冯仲云又转乘火车由长春前往沈阳。他在回忆中写道：\"日本'八一五'宣布投降后，我们在野营休整数日，于九月初抵达伯力。随后与周保中等同志同机飞往长春。在长春短暂停留后，我与陈春树、赵素贞、庄凤、马广荣、唐万有等三十余人乘火车前往沈阳。当时的沈阳局势混乱不堪，我化名张大川，被任命为沈阳苏军警备司令部中国事务部负责人。\"冯仲云还生动描述了向苏军报到的场景：\"抵达沈阳后，我立即前往已建立十余日的苏军警备司令部，面见考夫东少将。他一见面就质疑道：'我是少将，你只是上尉，这么低的军衔怎能担任我的副司令？'我当即出示了苏军司令部的任命文件，他看过之后便无话可说了。\"
正是在抵达沈阳当天，冯仲云与9月6日就已进驻沈阳的曾克林、唐凯部队取得了联系。这是自1937年底以来，东北党组织首次与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建立接触。虽然中共中央在8月29日曾指示前往东北的干部\"保持低调\"，但由于电台功率不足导致通讯中断，曾克林、唐凯未能收到这一指示，反而大张旗鼓地乘火车进入沈阳。这一\"意外\"实际上为与原东北抗联官兵的接触创造了条件——如果真按中央指示低调行事，随苏军进驻东北的抗联官兵（特别是周保中、冯仲云等）可能不会这么快获悉中共中央已派人进入东北。
曾克林在回忆中描述这次会面：\"冯仲云身着苏军制服来到沈阳，担任苏军驻沈阳卫戍副司令。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介绍抗联时只说'同是抗日队伍'，而非强调是中共领导的部队。\"9月8日，隐居沈阳多年的原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长戴洪斌主动到沈阳市政府，向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副政委唐凯表明身份并要求加入八路军。令人意外的是，唐凯竟拒绝了他的请求，让他去找\"抗联\"。当时以冯仲云为首的旅工作小组尚未进驻沈阳。唐凯为何对戴鸿宾如此冷淡？更令人困惑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在宣传材料中只提\"东北义勇军\"而绝口不提\"东北抗联\"。最终，戴鸿宾在9月18日的一个公开场合才找到冯仲云。
与曾克林的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冯仲云表现得极为积极主动。他立即向周保中发报，报告曾克林率军进驻沈阳的消息，并将此作为特大喜讯传达，甚至通过长春广播电台发布消息和评论，大力宣传共产党，号召抗联支持八路军，动员群众参军。王一知的回忆与曾克林所述基本一致，包括冯仲云发电报、通过电台宣传等细节。这一系列行动直接促成了1945年9月14日驻东北苏军派专机，载曾克林飞赴延安与中共中央接洽的重大事件。
关于苏军此举是否受莫斯科直接指示，至今仍众说纷纭；而周保中等东北抗联干部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则更加扑朔迷离。一种说法强调抗联领导人的关键作用：周保中接到冯仲云电报后，立即面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请求派机赴延安联系中共中央。恰逢华西列夫斯基也需要就八路军出关事宜与中共中央沟通，遂命令驻东北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准备飞机，并派懂中文的校官赴沈阳，通过苏军卫戍司令部找到曾克林，转达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周保中的意见。
王一知还补充了一些生动细节：\"周保中刚提出派飞机去延安联系中央的请求，华西列夫斯基就高兴地说：'咱们想到一起去了'。\"据称冯仲云还委托苏军代表给中共中央捎信，报告抗联已随苏军返东北，请中央速派部队和干部。冯仲云后来确认中央确实收到了这封信。但王一知的回忆存在明显疑点：首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华西列夫斯基当时在长春或战后曾到访长春。历史记录显示，9月2日华西列夫斯基与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空军司令诺维科夫公开到访哈尔滨，9月6日又赴旅顺谒见日俄战争阵亡将士，9月中旬即出现在莫斯科。其次，也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华西列夫斯基与周保中有过直接接触。周保中在8月24日的信件中甚至暗示华西列夫斯基并不认识他。
作为关键当事人的冯仲云，其说法与王一知存在重大出入。他明确表示是在得知苏军要派飞机去延安的消息后，才委托苏军代表转交信件，完全没有提及周保中的作用，甚至未说明是否向周保中报告此事。他回忆道：\"当时恰逢苏军要派飞机去延安通知党中央暂勿向东北派遣部队干部......我立即委托随行的翻译同志捎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抗联同志已随苏军返回东北各地，建议中央速派大批军队和干部前来。后来我了解到中央确实收到了这封信。\"如果飞机确与周保中有关，冯仲云不太可能只字不提。
鉴于事件的复杂性，中共中央审定的两个版本的东北抗联史都对王一知的说法进行了选择性采纳，将\"华西列夫斯基\"改为\"马林诺夫斯基\"。1991年版《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记载：\"9月上旬周保中抵达长春后，立即向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派飞机赴延安汇报的请求。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同意，决定从长春派机到沈阳接冯仲云赴延安汇报。\"2015年版《东北抗日联军史》则略有不同，称周保中是在接到冯仲云的信后，向马林诺夫斯基提交报告请求派机，且未提及接冯仲云一事，只说\"马利诺夫斯基决定派苏军上校衞斯别夫为代表，由曾克林陪同赴延安商谈东北工作。\"
另一种说法则完全淡化抗联领导人的作用。曾克林回忆称，驻东北苏军确实派机赴延安，但决策者是马林诺夫斯基而非华西列夫斯基；且促成此行的关键人物是他本人而非周保中。曾克林表示，为尽早获得中央指示，他先征得李运昌同意决定赴延安汇报。恰逢苏军也急于联系中共中央，于是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机，并派两名代表与曾克林同行。他在1990年4月25日接受采访时进一步强调：\"前委决定由我向苏军交涉派机回延安汇报。当时苏方也急于与我党中央联系，于是很快决定派机，并派马林诺夫斯基的全权代表卫斯别夫大校和翻译谢德明同行。\"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曾克林补充道，苏军在美蒋压力下试图驱离他们，他们坚持必须得到中央命令才撤退，这才促使苏军决定直接与中共中央交涉。
1991年，学者薛衔天在莫斯科采访了当年赴延安的苏军翻译谢德明。谢德明表示：\"八路军进入东北令苏军非常高兴，因为都是共产党军队。但曾克林部进驻沈阳后，美国特务将消息散布出去。苏联受雅尔塔协定约束，不能承认中共，必须将东北交给国民党。美国的宣传使苏联很被动。莫洛托夫打电话指示马林诺夫斯基：共产党可到农村发展，不要留在大城市。马林诺夫斯基遂亲笔致信毛泽东，派别洛卢索夫上校送交，我任翻译，曾克林随行汇报。\"谢德明强调苏方主导权，未提抗联干部作用。但他证实别洛卢索夫向中共中央提到了抗联已返东北的事实：\"抗联协助苏军打击敌伪，维持秩序，做了大量工作。\"他还专门致电别洛卢索夫核实了谈话内容。这一细节很重要，证明中共中央至少知晓抗联已随苏军返东北。
但谢德明的回忆也有疑点：首先，莫洛托夫是否真允许中共到农村发展？这与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明显矛盾；其次，既有在延安的联络渠道，为何要大费周章通过驻东北苏军转达？当时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及苏军总参谋部都通过联络员与中共中央保持直接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谢德明、曾克林还是周保中、冯仲云，都不太可能完全了解苏军派机赴延安的真实意图。但冯仲云和谢德明都提到向中央报告抗联返东北的情况，这一点高度吻合。然而曾克林却未向中央汇报抗联情况，中央对苏军代表提及的抗联信息也未予重视。刘少奇根据曾克林报告起草的指示中，关于东北形势的描述完全没有提及抗联，只提到曾克林部队发展、原八路军战俘组织、国民党活动、武器物资状况、扩兵容易及秩序混乱等情况。此前中央对东北的研判中也只提\"抗日同盟会员\"而忽略地下党和抗联。但无论如何，抗联随苏军进驻东北要地的事实，本应是中共争夺东北的重要有利条件。中央为何忽视这支力量？
诸多迹象表明，直到1945年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重视东北抗联。首先，10月底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时，毛泽东最初未给周保中任何职务，经彭真建议才任命为第三副司令，理由是\"周保中系原抗日联军现有干部的领袖\"。其次，朱德在11月28日的记者会上谈中共对东北抗战的贡献时，只提\"义勇军、地下军\"而只字未提\"东北抗联\"。最后，抗联官兵的情报优势未受重视，截至1948年东北局社会部发展的643名情工人员中，无一人是原抗联成员。
事实上，9月14日别洛卢索夫向中共中央传达的正是要求中共不要抢占东北。9月15日刘少奇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也要求进入东北的部队避开苏军，\"决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这印证了苏军的立场。但中央早在苏军代表抵达前就已根据情报研判出争夺东北的战略空间，曾克林的汇报只是坚定了这一判断。除非苏军坚决反对，中央必将持续推进东北工作。
1945年9月20日至23日，刚抵沈阳的彭真、陈云专门听取周保中、崔庸健、冯仲云等东北党领导人的汇报。这次会谈标志着中共中央与东北党正式重建组织关系。彭真、陈云高度评价抗联十四年抗战，彭真更将抗联斗争与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并列为中共历史上\"三件最艰苦的事\"。根据中央关于\"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组织及党员活动\"的指示，崔庸健向彭真移交了东北党委员会的组织材料及档案。周保中详细汇报了抗联官兵随苏军进驻东北及接管城市的情况。陈云要求他们利用苏军身份控制铁路沿线，迎接中央干部，并加快建党、建军、建政工作。1945-1946年间，彭真、陈云多次向中央建议重视抗联的旗帜作用。
驻东北苏军对此次会谈的态度尚不明确，但可推断周保中事先获得了苏军默许。作为苏军下级军官，他和全旅官兵仍需服从命令。结合此前多次请求联络中央未果的事实，苏军此时为何允许周保中会见东北局领导？毕竟苏军派遣抗联官兵的主要目的是执行苏军政策而非联络中央。要彻底解答这一问题，还需更多史料发掘。
总体而言，与东北局建立组织关系后，以周保中为首的着苏军装的抗联官兵，成为中共人员与苏军接洽的最可靠桥梁。于保合回忆称，中央派到东北的重要干部都会通过周保中与苏军联系，\"尤其是装备部队等需要苏军协助的事宜\"。1945年11月初，陈云到长春后首先找到周保中了解情况并传达中央指示，还将李维民等地下工作者引荐给他协助干部分配。周保中不仅详细介绍各地情况，还以苏军名义开具介绍信，指示各地抗联官兵做好接待工作，使长春成为中共干部前往北满、东满的枢纽。
1945年9月东北党与中央只是在政治与组织层面恢复关系，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仍属苏军编制。尽管10月陈云建议周保中保留\"苏军身份\"以便工作，周保中仍向到访的远东苏军高级将领提出退出苏军序列的请求。此时正值苏军调整对东北政策的关键期。此前一天，国民党要求派军接收东北并乘美舰前往，引起苏方警惕。加之美军在华北登陆助国民党军北上，苏军遂鼓励中共争夺东北，甚至表示可\"先帮中共保存着\"。这一背景促使苏军同意解散第八十八旅。
1945年10月12日，远东军区司令部发布第42号文件，宣布10月15日正式解散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远东第二方面军情报处成立由谢廖金中校、亚特采列夫中校和阿尼金中校（任主席）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解散工作。具体包括：苏籍官兵安置（军官交干部处，政工人员交政治部，士兵派往远东其他单位）；抗联官兵全部复员；处理驻地资产文件（档案交政治部，粮食资产交组织动员处，旅旗送莫斯科博物馆）。解散工作于12月11日全部完成。
1945年10月下旬，经莫斯科总参谋部批准，远东军区司令部向周保中下达解散命令。周保中立即指示各地抗联官兵退出苏军，宣布：\"根据莫斯科总参谋部命令，批准我东北抗日联军参加红军的同志解员退伍。现我东北抗日联军已恢复中共党的正常组织。\"同时通报东北局决定设立吉合区党委员会（辖吉林、合江及哈尔滨珠河以东地区），由他任书记，原抗联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他任司令兼吉合行政委员会主任。
陈云等东北局领导认识到抗联官兵苏军身份的重要性，认为退出序列将不利工作，遂与苏军交涉并报告中央：\"苏方根据保中等要求批准他们退出苏军。但退出后诸多不便。现正交涉虽脱军装仍获协助。抗联干部有斗争历史、作战技能等长处，但缺乏正规建军和大规模作战经验。目前能胜任县级工作的同志不多，缺乏根据地经验。\"苏军接受建议，尽管第八十八旅于1945年底正式解散，以周保中为首的抗联官兵仍在东北局与苏军间发挥桥梁作用。1945年底，通过周保中的电台，苏军与东北局建立了常态化沟通机制。自1946年3月起，在苏军协助中共进驻长春、沈阳等东北大中城市过程中，周保中等抗联干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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